廖万清，年11月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梅县。皮肤性病学专家、医学真菌学专家。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在医院皮肤科工作至今。
现任上海市医学真菌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学真菌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医院皮肤病与真菌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职特级、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专家组专家、总后勤部一代名师。全军第九届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医学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皮肤病与性病学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四届亚澳皮肤科大会国际顾问团委员和会议主席、第二届亚太医学真菌学及第五届中日国际真菌学会议副主席、CurrRespMedRev客座主编、中国真菌学杂志荣誉主编、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主任编委、世界临床药物杂志副主任编委、微生物与感染杂志常务编委。
近年来，廖万清和他领导的科研团队在JournalofClinicalOncology、Antimicrobialagentsandchemotherapy、CNSneurosciencetherapeutics等重要刊物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共篇，其中SCI收录论文62篇。以第一完成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1项、军队及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6项、其他各类成果奖共22项，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
年荣获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荣誉称号，年获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年荣获上海市“爱国奉献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年荣获上海市“侨界十杰”荣誉称号，年荣获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年荣获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年荣获首届“叶剑英奖”，年荣获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终身成就奖”。
图注：廖万清院士近影（摄影张格举.年）
从医五十余载，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创建了中国首个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填补了中国医学真菌学研究的空白。他经过三十年研究发现的“格特隐球菌ITSC型（S）”，被美国、比利时及荷兰的菌种保藏中心永久保藏收录，并以二百九十五美元一株的价格向全世界研究者供应。
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从事真菌病研究四十多年，发现了九种致病真菌，荣获无数奖项。这位七十六岁的著名专家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期待着将自己的实验室建成一个集聚国内外优秀科研人员的医学真菌学研究高地。
身为文职特级教授，廖万清说话铿锵有力，行事雷厉风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军人作风。他操着广东客家口音说，“包括真菌研究在内，中国在很多领域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一个正直的、有责任心的学者，只会抱怨时间不够，哪会有心思考虑浮名？我要继续坚持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渝；为事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
图注：廖万清院士18岁，大学一年级
扎根中国：怀揣医学梦的归侨廖万清在事业上的成就与其军人作风不无关系，同样也与幼年经历密切相关。
年，廖万清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华人家庭。上世纪初期的中国，时局动荡，民生多艰。廖万清的父母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上世纪30年代背井离乡到了印尼，后来又辗转到了新加坡。做服装生意的父母一直希望有条“根”留在祖国大地，于是就在年把年仅三岁的廖万清送回中国广东省梅县桃尧镇王寿山下的黄沙村老家。就在那一年，廖万清的父亲去世了。3岁丧父的廖万清，从此就跟着叔叔一起生活。
年，小学毕业后，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学。
“12岁上了初中以后，我的生活几乎都是靠国家给的助学金维持的，每月只有六、七元的助学金。”说起这段艰难的求学经历，廖万清很是感慨：“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在五星红旗下戴着红领巾，别着共青团徽，穿着绿军装成长。我能上大学、在军队工作真的是来之不易。”
说起廖万清的学医之路，不得不提他的两位叔公。一位叔公从事中医，非常和善，医术也特别好。廖万清小时候经常看到叔公为乡亲们开药、治病。廖家还有一位西医廖罗士，他早年在旧金山留学，学成后回国在隆文开了一个卫生所，成为一名乡村医生为百姓治病，新中国医院第一任院长。由于两位叔公的影响，廖万清从小就把救死扶伤作为自己的理想。
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艰苦，使他比同龄的孩子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年，廖万清以优异的成绩从省立广东梅州中学高中毕业，正准备高考时，军队来招人。可是，第一次因为有海外关系，空军没有去成，第二次因为体重不达标，海军也没去成。第三次，总后勤部第四军医大学来招人，看上了成绩名列前茅的廖万清。这次招人的老师说，“出身是没法选择的，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身体瘦小不要紧，可以锻炼。”廖万清终于如愿以偿，进入第四军医大学，实现了当医生的梦想。
改革开放后，廖万清第一次到新加坡出国探亲，当地听说来了一个教授医生，很多亲戚朋友找他看病，母亲和那里的亲人都劝他留下：“凭你的本事，在新加坡会有很好发展，房子、车子、票子，都会有。”廖万清却摇摇头说，“我的事业在中国。”三个月休假还没到期，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国了。
“扪心自问，我的成绩都是党和军队培养的，我一定要报效祖国，把剩余的时间用来培养新人，把我国的医学真菌学搞上去。”廖万清说。
愈战越勇：与真菌较量四十余年有一种物质无处不在，那就是真菌。四十多年来，廖万清一直置身于真菌“集中营”里，与那些最致命的真菌较量。
就目前所知，自然界约有多万种真菌，其中大多数直接或间接对人类有益，但在数量庞大、形态各异的真菌中，有多种真菌对人类并不友善，它们潜伏在人体内部，会引起不同的疾病，甚至引起严重的感染，如不及时诊治会夺去人的生命。
当然，所有的这些真菌中，最可怕的是侵犯心肝脾肺肾的深部真菌，比如隐球菌性脑膜炎，这种疾病相当凶险，如不治疗一年死亡率达到86%，两年死亡率达92%，经过抢救治疗后的死亡率降低到30%～40%之间。
这类夺命真菌，正是廖万清研究的对象。他之所以盯上了真菌病，源自一次难忘的诊治经历。
年，医院收治了一名高烧昏迷的中年男子。在进行腰穿检查后发现，患者系隐球菌性脑膜炎。当时，廖万清作为主管医生进行了联合会诊及抢救。然而，由于患者病情十分危重，几天后便不治身亡。“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隐球菌性脑膜炎病人，起病急、来势凶、治疗难，这让我备受刺激，决定攻克这个难题。”
那次经历，让廖万清鼓起拓荒的勇气。因为缺乏对真菌的认识，他骑着“老坦克”去复旦大学微生物系当起了一年多的走读生，从基础理论、临床观察、做实验开始，深入真菌“集中营”，一步一步地识别致病真菌的真面目，摸清它们的基本习性。
不久，医院又收治一位脑膜炎患者。27岁的他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体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意识丧失……此前的抢救均不见效，家属深感痛苦和无望，为他准备了后事。不过，历经实验室和临床工作训练的廖万清却敏锐地发现了疾病关键所在，他确诊患者为隐球菌性脑膜炎、隐球菌性败血症。
廖万清打破了常规治疗方式，立即采取抗真菌药物鞘内及静脉注射，降颅压，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等一系列综合诊疗措施，逼退了病魔。三个月后，患者痊愈出院。
恍如隔世的患者手捧着鲜花和锦旗来感谢廖万清，他哪里知道，医院时他的脑脊液菌体数每立方毫米达到多个，已经超过死亡线五倍，也就是说，他体内的致病隐球菌数量之多，足以让他死五次。
还有一位43岁的脑膜炎患者，给廖万清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这名患者感染的真菌比较特殊，廖万清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长棒型真菌。廖万清带着医院的真菌病学权威，大家都说没见过，一位老教授说，“这大概是污染菌吧。”“污染菌怎么会引起脑膜炎？”执拗的廖万清对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并不认同，他下定决心要弄清楚这个真菌的真面目，于是开始了对这个真菌长达三十年的研究。
他首先通过动物试验来证实这个真菌并不是简单的“污染菌”。实验要用动物，廖万清就在窗外吊一个笼子，自己养小白鼠。把真菌打入小白鼠腹腔、脑子后，小白鼠按照预料那样感染脑膜炎并死亡，从而证实这个真菌正是引发脑膜炎的元凶。
为了及时对培养、分离出的真菌进行显微摄影，廖万清骑着自行车到远离医院的第二军医大学电教室去拍照。他还跟复旦大学、南京中科院皮肤病研究所合作研究，运用分子生物学研究这个真菌，结果发现这个真菌是格特隐球菌，廖万清为其命名为“格特隐球菌ITSC型（S）”，寓意着年12月，由上海医院首次发现。
目前，这个菌株被美国、比利时及荷兰的菌种保藏中心永久保藏收录，并以美元一株的价格向全世界的研究者供应。
图注：廖万清院士在实验室
填补空白：创建首个专业真菌研究实验室在隐球菌上的研究突破对廖万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国内隐球菌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时候，他打算成立一个实验室。年，经卫生部批准，廖万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隐球菌专业实验室。
说起这个全国唯一的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廖万清百感交集。那时候，医院的条件相当艰苦，要腾出一间房子搞科研是件难事。医院领导提出把皮肤科门诊一间5平方米的小厕所改造成为实验室时，医院领导当即拍板挤出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给他做实验室。这一刻，廖万清在心里立下誓言，要填补中国医学真菌学研究的空白。
实验室创立初期，为寻觅真菌样本，廖万清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边防海岛，收集了大量的真菌标本。“我们到各地去交流都会提出跟他们交换菌种，我和我的学生每次出国交流也都保持着交换菌种的习惯，现在我们实验室的隐球菌菌种种类是全国最全的。”
研究经常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查不到文献、辛苦培养分离却一无所获……但廖万清总说：“失败不要紧，我可以接受考验。即使在科学研究遭遇失败的时候，我也一直坚信，我们一定会成功。”
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得廖万清在国内外首次发现9种新的致病真菌和新的疾病类型，包括“少根根霉引起的坏疽性脓皮病”、“隐球菌格特种ITSC型（S）引起的脑膜炎”、“具多育现象米曲霉引起肺曲霉球”、“聚多曲霉引起阻塞性支气管曲霉病”、“涎沫念珠菌引起股癣型念珠菌病”、“顶孢头孢霉引起白毛结节病”等罕见疾病并成功治愈。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第二军医大学皮肤病与真菌病研究所在廖万清的带领下，对中国三大主要致病深部真菌（隐球菌、白念珠菌和曲霉）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白念珠菌存在严重的耐药和交叉耐药现象，白念珠菌耐药与CDR1基因高表达有关，隐球菌的耐药与形成生物膜有关；发现伊曲康唑与两性霉素B、伊曲康唑与5-氟胞嘧啶联用85%以上有相加或协同作用，为临床治疗和新药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明确我国肾移植、烧伤、放射伤等高危人群真菌带菌谱主要有11属28种，其中又以念珠菌和曲霉为主，分别占25.50％和20.31%，并证实其与感染的相关性，采用针对性防治措施后使肾移植病人真菌感染率由27.80％下降至11.11％，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廖万清的研究还总结了“非艾滋病的隐球菌治疗方案”，他提出的分期综合疗法使此类疾病的治愈率从67.5%上升到97.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廖万清还致力于军队真菌病的防治研究，明确了各种真菌病的高发和非战斗减员因素，他主持完成了军队重点课题“东南沿海部队高发皮肤病的防治研究”，显著降低了部队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有效地保障了战斗力。
经过25年的努力，当年那个18平方米的实验室已扩展到多平方米，建立了全军真菌与真菌病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医学真菌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以及医院——药学院皮肤病与真菌病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先后培养了余名真菌病学的师资力量、医护人员和实验研究人员，显著推动了我国、我军真菌病学的发展水平。
图注：廖万清院士年近照
老骥伏枥：建立基地，托起明天的希望虽然已经76岁高龄，但是廖万清还有许多未完成的事业，仍然只争朝夕地工作着。他说，“我最热爱的事情就是工作学习，当你在工作中有点突破时，那种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当你治愈病人、学习新知时，都会感到很开心。”“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移，为事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这是廖万清的人生信条，即便到了耄耋之年也未曾改变。
从医50余载，廖万清获得了20余项科研成果，他的“真菌病的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发明专利三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各一项，省部及科技进步二等奖五项等。
他先后受邀赴美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德国、印尼、澳大利亚、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参加会议交流及讲学。因在部队真菌病防治研究中解决了战备训练、卫勤保障等重要问题和贡献，廖万清被解放军四总部联合授予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从医搞科研之外，廖万清还培养了19名博士生，30名硕士生。年他荣获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年又荣获首届“叶剑英奖”,荣获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终身成就奖”。
在创建我国第一个隐球菌专业实验室的基础上，年以来廖院士又创建了上海市医学真菌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和上海市医学真菌研究所。带领团队对危害严重的隐球菌、组织胞浆菌、着色芽生菌等的病原学、致病机理、诊治措施等进行了系列研究，构建了新生隐球菌毒性因子—荚膜基因（CAP60）和产黑素基因（CNLAC1）缺陷株转化系统，证实其致病作用与抗吞噬及清除吞噬细胞内产生抗微生物氧化酶有关；首次提出在我国长江流域的组织胞浆菌流行特征，对重要真菌病的防控作出应有贡献。
廖万清满怀激情地描绘着心中的蓝图，“招收更多的研究生，吸引有志青年聚到一起搞研究。我们科室已有从美国、意大利、荷兰学成归来的年青医生。我希望每年都能有一支优秀学生到国外学习交流，这样慢慢地，我们就有了一支年青的队伍。我们一定要托起明天的太阳，托起未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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