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流
（一）溯源
兴化医学是在里下河平原、苏中水乡的地理气候环境下，将祖国医学的普遍原则与兴化医疗实践相结合，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的地域性医学。
寻觅兴化医学的源头，需要放在中国医药学的整体视野中去观照。
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明，中国医药学是中华文明大河中的一条支流。
兴化医学是中国医药学的缩影，也是兴化文脉的重要分支。
医学从哪里来？医学是伴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而同时产生的。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中国医药学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这两部现存较早的中医药经典著作，托名上古之世的“黄帝”“神农”，都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
甲骨文最早记载了中医学的内容，汉代的《淮南子》和《史记》开始有较为系统的医事记载，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是我国最早的名医传记专著，其后，有宋代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与明代李濂的《医史》，清代王宏翰的《古今医史》及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都是著名的医史史论作品。到了民国时期，兴化人陈邦贤完成了第一部中国医学通史著作《中国医学史》。
文字记载以外，民间传说和地上地下文化遗存，可以帮助我们破解迷雾。
我们常说，药食同源、药酒同源、药茶同源、医巫同源、医易同源、医农同源。祖国医学从源头起就生活化了，有着浓郁的人文色彩。中国自古以农为本，农耕民族血液里流淌着炎黄的血脉，烙印着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勤勉务实、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医学与农学、天学、算学是中国人自创的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科学，都是直接从生活实践中获得知识、感悟，进而发现客观规律。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淮南子》）先民靠茹毛饮血、生吞活剥而顽强坚韧地生存下来，“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当他们尝试着用树叶、矿物内服外用解除痛苦的时候，不免盲目而慌乱、紧张而窘迫。从疗饥到疗病，从求生到养生，从本能到自觉，日积月累，终于摸索出养生疗疾、去除病痛的实用经验，在文字还没有产生之前，即已经通过口耳相传，代代遵循而沿用不替，并依托于神话传说而流传至今。
神话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是文学而映照着历史，似荒诞却蕴含着智慧。在不经意间，透露了早期医学活动的秘密。
盘古的传说生动地描述了天地人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引三国徐整《三五历记》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太古时天地不分，宇宙像个鸡蛋似的，混沌一团。鸡蛋中孕育着一个伟大的英雄，那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
清代马啸《绎史》引三国徐整的另一著作《五运历年记》说：“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盘古的眼睛化为日月，气息化为风云，声音化作雷霆，身体化作四极五岳，血液化作江河，又把灵魂传给了人类。
瑰丽雄奇的盘古神话类似于西方的《圣经·创世纪》，相比较更加让人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细细品味，祖国医学的元气论、阴阳观、中和思想、天人合一观，都已经尽涵其中了。
兴化本土的民间故事存量丰富，不仅有垛田（兴化垛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荷叶地、乌巾荡、升仙荡的故事，更有中国小说第一人施耐庵著述的英雄传奇《水浒传》、状元宰相李春芳校定并作为隐身作者的神话小说《西游记》、道教宗师陆西星创作的诸神的故事《封神演义》，稍作留心，就会寻找到不少涉及到医药的内容。
兴化茅山流传着三茅真人行医的故事，或许是兴化较早的医药活动。
明代陆西星描述兴化形胜：“虽无山麓，实阻水为固。”清康熙《兴化县志》说：“兴化无山，间称之，培塿（小土丘）耳。”清代兴化文化名人郑板桥的《自在庵记》也说：“兴化无山，其间菜畦、瓜圃、雁户、渔庄，颇得画家平远之意。”
号称“兴化第一山”的阳山，缸顾乡平旺湖的“观音山”，中堡镇的“东孤峰”“西孤峰”，安丰镇的“孤山”，西鲍乡的渭冈，以及曾属兴化管辖的刘庄镇（今盐城市大丰区刘庄镇）的紫云山，或为名人墓冢，或为避灾、观潮垒筑而成，虽以山冠名，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麓。
兴化茅山镇，历史上曾经有过里下河地区唯一的真山——一座自然之所生、与句容茅山（“南茅山”）齐名的兴化“三茅山”（简称“茅山”，又称“北茅山”）。清代顾进（字彥湘，兴化人，著有《彥湘诗草》）在《重修文峰塔记》中说：“江以北无名山高岳之胜，扬之蜀冈虽亦号平山，然求所谓层峦叠嶂无有也。”[1]兴化茅山恰为扬州蜀岗之余脉。南朝阮升之《南兖州记》记载：“古有斯山，为避灾处，该地向为泽国，水村之区，若乃洪水泛滥，居民无不负子、粟，而高逃逸之，谓斯山能避水灾。”可知南朝萧梁（-）之前，茅山就已经成为百姓躲避水灾的一处高地。清末民初袁承业（-，字伯勤，号厚基，晚号砚寿老人，东台安丰人。光复会成员，民国督学）所著《东台茅山志·山源志第一》证实：“山之巅其土如石，其色如赭，山之麓其土亦赤。”“广五六里，长数十里，名之曰茅山埂也。”“考斯山之脉，本于西南蜀岗之支络，绵绵数百里之地，脉结踪于此，诚为蜀岗之支流，岂非天造地设之真山耶？”
西汉景帝时，咸阳茅氏三兄弟（茅盈、茅固、茅衷）最初在北茅山修道拯民，后来受请往江南句曲山，于是有了南北茅山。
相传茅氏三兄弟看破红尘，寻山修道。他们昼夜兼程行至黄海之滨的一片山林，但见芳草如茵，香茅遍地，便留山隐居，修道养性，采药炼丹，济世救人。一时慕名来山学道、求医者，不绝于途。后人建三茅道观，称他们为三茅真人或三茅真君、三茅君，称山为三茅山，这就是今天的兴化北茅山——以茅山会船、茅山庙会、“唱进中南海”的茅山号子、以及千年古寺“景德禅寺”名扬四海的具有两千多年文明史的兴化茅山古镇。
当时江南句容一带瘟疫流行，闻江北茅山有三茅真人道法高超，医术高明，能治百病，便来人求治，三茅真人欣然前往，居句曲山华阳洞。经救治病愈者达数百人。百姓感恩建庙山巅，并塑像供祀。“远近居人，赖君之德，无水旱疾疠，螟蝗之灾，无刺草毒木及虎狼之厉。时人因呼此山为茅山焉。”（晋·葛洪《神仙传·茅君》）句曲山遂改称南茅山。
兴化茅山道观，于宋真宗景德四年改为景德禅寺（以皇帝年号命名）。唐明皇时凿井，宋时有读书堂，明洪武年间修大雄宝殿，人称“唐井、宋堂、明殿”。乾隆皇帝南巡时游茅山，曾驻跸古寺藏经楼并赋诗一首：“日暮穹苍凤急还，月明溪水见青山。琼楼玉宇神仙境，陆上蓬莱待朕攀”。茅山与金山、焦山、花山（宝华山）并称江苏佛教四大名山，景德寺被称为江北第一名刹、华严宗的祖庭。
乾隆三十五年（）仲春，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江苏兴化人）在考取进士之后的第二年乘舟往海陵，途经茅山，应景德禅寺住持文芳和尚之请，撰写《过茅山碑记》[2]并书丹。碑记说：“北茅山为三茅真君初炼道之地，其地穹窿特起，树木森秀，蹑足登其巅，则太空灵气袭人襟袖。”全文字，勒石嵌于大雄宝殿之东壁，书刻俱精，至今尚存。任大椿，兴化人，四牌楼“经训贻芳”匾即为任陈晋、任大椿祖孙二人而立。任大椿为扬州学派代表人物，历官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御史，潜心三礼注疏、六书训诂，治学严谨，以考证考据而闻名天下。《过茅山碑记》是任大椿的倾心之作，“维舟茅山一夕，松月之下，为师缕述其端末如此”，其言可信。
汉代的三茅真人，尽管他们的身份是道士，堪称兴化早期的“兼职”医者。
当我们把目光移向考古文物时，有了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兴化境内的林湖影山头遗址、张郭蒋庄遗址、林湖南荡遗址，是距今年至年前的新石器中后期的文化遗存，分别对应于龙虬庄文化第二期、大汶口良渚文化期和龙山文化期。这些古文化遗址，忠实地记录了远古医药文化的吉光片羽。
年1月18日，影山头遗址被评为“江苏省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酷似甲骨文的发现，一片片被村民当作“止血龙骨”的麋鹿化石，撬开了兴化白涂河北岸、林湖乡魏庄西村东南隅影山头的深埋地下多年的秘密。
出土遗物最多的是陶器、石器、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一些人为打磨过的骨针、骨锥、骨镞、骨笄，让人联想起原始医疗工具——砭石。《说文解字》：“砭，以石刺病也。”先民们用来剖开痈肿，清除腐肉，排脓放血，或剌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黄帝内经》说：“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滨海傍水之地，得天地始生之气，气候温和湿润，是出产鱼和盐的地方。百姓安居于此，多食鱼而嗜咸，鱼性属火，会使人热积于中，过多的吃盐，因为咸能走血，又会耗伤血液，所以人们大都皮肤黝黑，肌理松疏，多发痈疡之类的疾病，大都宜用砭石刺之以疏通血脉。所以砭石疗法自东方来。疾病的发生与生活习惯、体质差异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段话说在影山头先民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影山头遗址还发现了种植水稻的痕迹。专家从影山头泥土样本分离物中检测出水稻等禾本科植物的花粉孢子。显微镜下，清晰可见稻叶的纹线及稻粒上的刺芒。兴化先民年前就已吃上了大米。
出土陶器以灰黑陶为主，夹杂有少量的红褐陶。别小看这些陶陶罐罐，郭沫若《中国史稿》认为：“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在向自然界斗争中的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
陶器可用来炊煮、饮食、汲水、贮放食物、作祭祀礼器，进而有了酿酒和汤药的发明。先民已经知道，水、火、陶，都是酿酒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礼记·月令》总结的“酿酒六必”：“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而茶的出现几乎与酒同时。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的唐代陆羽（—）说过：“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经·六之饮》）。唐代赵璘《因话录·徵》记载：“兵察帝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陶器具有较强的透气性和吸水性，能够有效抵挡潮湿，即使在今天，天然陶土烧制而成的粗陶茶叶罐，仍然是贮存茶叶的上好佳品。
民以食为天，先民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同食物的性味宜忌，认识到许多食物可以药用，许多药物也可以食用。西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称：“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传说中神农不仅教会了人们播种粮食，为了给百姓寻找治病的良药，还无所畏惧遍尝百草，亲验草木之性味，历尽艰险，可谓九死一生。有一次，神农遭遇了严重的中毒反应，舌麻头晕，口唇紫绀。生命垂危之际，神农随手拾起几片树叶嚼之，立即神清气爽，邪毒豁然而解。神农欣喜若狂，一跃而起，高举着这些树叶，奔走相告，健步如飞。就这样，神农发现了茶。这就是《神农本草经》所说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偶然用茶“搽”洗五脏六腑之热毒，神奇地获得了新生。
酒为百药之长，茶为万病之药。茶类隐，酒类侠。清灵的茶和刚烈的酒，令人柔情似水或热情奔放，给了我们品味不尽的两种不同情趣而又交相辉映的文化。
影山头遗址还发现了骨哨、泥哨、陶埙，无语凝噎了数千年，仍能吹奏出低沉、苍凉的乐音！先民制作这些原始乐器，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需要，吹着他们可以模拟禽鸟及其它动物叫声的工具，以招徕猎物，获取食物；另一方面，也是抒发情感、表达愿望、驱散孤寂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遥想先民握着牛尾，投足而歌；吹着骨哨、陶埙，披发而舞，该是一幅怎样壮观的画面！
“乐”者，药也，疗也。从文字上看，“乐”见于甲骨文和金文，《说文解字》:“象鼓鼙木架之形”，为“五声八音之总名”。可见，“乐”字的本意是“音乐”。乐为療的正字，“療，治也。”如《诗经·陈风·衡门》：“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药、療均从乐得声，樂、藥、療三字同源，先人早就认识到音乐与药物、治疗具有天然的联系。而“快乐”则是晚出意。音乐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感情产物，因为富于人文关怀而有高于药物的功用。宋代的文学家欧阳修通过学琴治好了自己的抑郁状态：“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则乐之愉然，不知疾之在体矣。”故而深有感触地说：“用药不如用乐矣”。音乐揽天地精华、汇万物灵气，既流通气血，宣导经络，又舒体悦心、陶冶性灵，音乐治疗与药物治疗一样，又能补药物之不逮。[3]
《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人类已经发现了疾病发生的某些规律，并据此以乐舞、导引等方式强身健体、祛除疾病。
影山头陶器和麋鹿骨上神秘的刻纹引人遐想。这或许是易卦的早期形式。或许正是这些刻画符号及图画文字孕育了后来的甲骨文。一些陶盘上刻着飞鸟的形象，飞鸟振翅翱翔，飞向太阳。这或许是以鸟为图腾的印证。
飞鸟的图案或许是男性生殖崇拜。兴化民间将男小孩的阴茎叫做“小雀雀”“小麻雀”，施耐庵《水浒传》就有许多关于鸟的俚语，如：“鸟人”“撮鸟”“鸟乱”“鸟寺”“干鸟”“鸟大汉”“鸟婆娘”“鸟男女”“闭了鸟嘴”“入娘撮鸟”“打什么鸟紧”……
《诗经·商颂·玄鸟》有这样一句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商人的祖先契是其母吞燕卵而生。《楚辞·离骚》王逸注：“玄鸟，燕也。”玄鸟起初是燕子的形象。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则认为“玄鸟，谓鹤也。”又赋予鹤的形象，鹤立鸡群，当然为群鸟之首。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有鸡冠、鹤足和孔雀尾巴的凤凰。凤凰在传说中又分为赤色的朱雀、青色的青鸾、黄色的鹓鶵、白色的鸿鹄和紫色的鸑鷟。魏庄西村的村民也口耳相传“凤落影山”的故事，说影山头乃“凤凰难中之落脚宝地”。至今仍流传有“枪不打病鸟”“太阳鸟儿菩萨遛得快”等民谚。
传说古时候有一只口衔稻种的鸟儿冲天而下，道渴而亡，先民将病鸟埋葬于影山头脚下。不久，鸟的葬身之处长出了秧苗，先民喜获稻种。影山头后人曾建“鸟神庙”祀之。令人称奇的是，俯瞰影山头，地貌酷似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鸟。
玄鸟也可以是喜鹊的形象。《禽经》：“灵鹊兆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神医扁鹊，在汉画砖上就被描画为“鸟人合一”：胸以上是人，胸以下是鸟。
扁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正史作人物传记的春秋战国时名医。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
“扁鹊者，郣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与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
兴化上池斋药店于年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池斋”得名正源于此。
司马迁接着讲述长桑君：“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
长桑君的“忽然不见”，类似于陆西星《封神演义》里的“驾遁”。
扁鹊云游四方，是个医术高明的全科医生：“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司马迁写道：“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为什么秦越人“在赵者名扁鹊”呢？道理很简单，赵国以鸟为图腾。为什么前称“特以诊脉为名耳”，后称“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呢？其实，前者指的是脉诊本身，后者用脉泛指医术，并无矛盾。扁鹊有了一望尽见五藏症结的本领，甚至不再需要凭借诊脉的技巧。扁鹊被尊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扁鹊，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翩翩起舞的有灵性的喜鹊，“扁”据清代学者梁玉绳解释，是“取鹊飞鶣鶣之意”（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影山头先民在陶盘上刻上飞鸟，或许也是为了带来健康、欢乐和吉祥。
在影山头先民离开林湖的多年后，林湖戴家舍村南又曾经聚居着一群先民，由于大海入侵，不得不背井离乡地迁徙。这就是南荡遗址，被称为史前文明迁徙路上的“驿站”，年列为“江苏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东临渭水河，北有梓辛河，西北望得胜湖，为港汊纵横，水草丰茂、菱荷相间、芦苇密布的湖荡沼泽。南荡遗址发现了榫卯结构的半地穴干栏式房屋，室内铺设的数层相迭的芦席，编制工艺与现代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蒋庄遗址位于兴化张郭镇蒋庄村，入选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蒋庄遗址出土的一件黑陶壶，有先民刻画的狩猎图：树枝上捆吊着野猪，长着獠牙，耷拉着四条腿，翘头摆尾拼命挣扎。还有飞奔的鹿。有一口巨大的红色陶尊，直径80多厘米，高度50多厘米，是国内迄今为止出土最大的一只尊，可称为“中华第一尊”，当是部落首领或者巫师的殉葬品。有众多的玉器以及石斧、石钺、石刀等石器，一件随葬的“八节玉琮”形制复杂，器高近尺，外方内圆，俯视如璧，平视如柱。玉琮与玉璧、玉圭、玉璋、玉璜、玉琥共称“六器”，用于祭祀神祇，沟通神灵，是祭祀中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
先民在学会用火制作熟食、改善穿衣居住条件之后，积累了应用自然药物（植物、矿物、动物）的生活经验，又逐渐发明了针砭技术。先民创造的古医学，一直与巫术相互交融，自然而然地合而为一。从医巫不分，到冰炭不同炉，最终分道扬镳。
范文澜《中国通史》说：“医学从巫术开始。”“最早的医生就是巫师，最早的医治手段就是巫术仪式。”钱钟书《管锥篇》也说：“盖医始出巫，巫本行医。”医巫同源并存，是东西方共有的史实，无论是中国医学或世界医学都无须回避。巫术也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4]，巫术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史上漫长而重要的一个阶段，至少是三者之母：制度化之母、宗教之母、科学之母。[5]
出于对神魔的敬畏，对疾病的无助，对生存的惶惑，先民只能“降志屈节，钦望巫祝”（《伤寒论》序）。《山海经》记述灵山十巫、开明六巫，皆采药，俱能医：“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海内西经》）“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夏商是医巫合流的鼎盛时期，周代巫医仍普遍存在于朝野。
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记载苗黎巫医苗父的故事：“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战国时代的“苗族楚国”楚文化与巫文化并存，巫师盛行，他们涂着花脸，披头散发，服饰奇特，用菅做成席子，用藁草扎成狗形、饰以文采，在神秘的氛围中，跳着奇怪的舞蹈，念着咒语发出诡异的声音，在击鼓摆铃中，面北祈神祝祷，以求避祸祛邪。于是，搀扶着来的、抬着来的患者，都顿起沉疴、平复如故。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楚风浓郁，苗韵悠扬，就是源自那时巫觋娱神的祭歌。蒋庄遗址出土的玉璧刻有“凸”形祭坛符号。迨至明代兴化三大长篇小说《水浒传》《封神榜》《明珠缘》中九天玄女、女娲娘娘及九尾狐仙的身上，也不难寻觅楚国女巫的影子。及至当今，兴化乡间仍有“乡人傩”“香火戏”，流传着“马皮”和“判舞”等有趣的表演，以及“叫魂”“关亡”与“请灰堆姑娘”等源于楚国巫风的民俗活动。
蒋庄遗址出土的植物有稻、芡实、菱角、葫芦、莲子、杏、桃、枣、苍耳、葎草、荇菜、甜瓜籽，大多可以入药。先民过着狩猎、打渔以及耕种的田园生活，蒋庄遗址发现较多的鱼、龟、麋鹿、猪、牛、羊、狼和狗的骨头，和明显的战争痕迹。墓穴中的无首、独臂、无掌、或首身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可能与戍边相关。五千多年之前，正是黄帝与蚩尤在北方鏖战之时。
蒋庄遗址时代跨度较长，从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春秋，经六朝、唐宋，一直到明清。蒋庄遗址发现了国内保存最大最完整的良渚人遗骨，勾勒出一幅清晰的良渚文化北上扩张路线图。长久以来，当地村民称遗址所在地为“野城”，有一片宋代青瓷，就恰恰写着“野城”两个字。蒋庄遗址可能就是地方志中不见记载的“野城”。
南京博物院考古报告说：蒋庄遗址西北东北部沿河局部剖面显示，良渚文化层之上叠压着一层厚0.8—1米的纯净黄土，黄土堆积内未见任何人工遗物，应为水成间歇层，间歇层之上为唐宋时期文化堆积。这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
蒋庄遗址作为良渚文化遗存，从距今约五千年起，先民们在此生活了千年。大约于四千年前，兴化蒋庄一带被海水吞没。
经过两千多年的漫漫长夜，出水之时，远古的明月，依旧朗照着蒋庄广袤无垠的田野与蜿蜒纵横的河流，扑面而来的，已是焕然一新的唐风宋雨。
兴化有文字记载的医家医著始自宋元。
虽说“昭阳十二景”中的阳山夕照、三闾遗庙、木塔晴霞、景范明堂、沧浪亭馆、玄武灵台等处，都是唐宋以前的遗存。在白涂河、上官河、下官河的河床下，还蕴藏着数百万公斤的药用牡蛎，研究发现，兴化牡蛎地质时期为全新世早期产物，它是冰后期海浸时期海生生物的遗体，目前仍埋藏在属于第四纪全新世的河道淤泥层中。但兴化在唐宋以前与医学有关的人类活动，还是如雪泥鸿爪般难以寻觅。
相传，春秋时兴化属吴，战国时属楚，为楚将昭阳的食邑。昭阳受封于海滨之地（即兴化一带），死后葬于城西阳山。故兴化又名“楚水”“昭阳”。唐属海陵，五代十国时期吴杨溥武义二年（）始分为县。《兴化佛教通志》说：“兴化之名，邑乘无定义，然早见之于四十二章经，佛言：视兴化如四时木。”
沧海桑田，物象变幻，似梦幻泡影。
方兴方化，方化方兴，如四时树木。
散见各处的古树名木，让我们心头开枝散叶般发出思古寻根之幽情。银杏、广玉兰、紫藤、木瓜、香橼、黄杨、冬青卫矛、蜡梅、女贞、无患子、紫薇、皂荚、南天竹……它们将时光刻进年轮，它们是绿色文物、活的化石。古树像一个个历史老人，默默地守望在喧嚣的城市一隅，茂密的浓阴里，颤动的枝叶间，依稀散发着宋人或唐人的气息。
位于兴化沙沟镇大士禅林的无患子树和香橼已有约年树龄。位于兴化市第一中学内的黄杨也有近年历史。老百姓常将小孩带到古树面前，将小孩的名字郑重地书于红布条系到古树枝上，祝福孩子健康平安。情侣们也虔诚地挂上同心锁，默默祈祷吉祥幸福。
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装点着水乡大地。它们的根茎叶花果，大多还可以入药。
兴化名医陈太羲提出穴树学说，认为经络穴位像树一般，并绘制出穴树图。
祖国医学，不正是一棵生机勃勃、繁花满枝的参天大树吗？
沙沟镇大士禅林始建于元朝。开山祖师上广下善法师亲手植下香橼树。秋季采摘香橼成熟果实，趁新鲜切片，除去种子及瓤，晒干；或放2～3天，待果实表面略干时，切成厚片，晒干；亦有用绳穿起风干或低温烘干。有理气，舒郁，消痰，利膈之功，治疗胃痛胀满，痰饮咳嗽气塑，呕哕少食。“沉浮尘世自在身，香橼善结礼佛心”，“橼”与“缘”谐音，“香缘”寓敬香礼佛、与佛结缘之意。
法师还同时植有一株菩提树。抗战时期，这棵菩提树曾被日军连根炸断，经大士禅林第十代传人天成师太精心护理，用河泥、稻草捂好，历经寒冬，竟神奇般地浴火重生。树干粗壮雄伟，树冠亭亭如盖，冬至之日，瑞气萦回，庙里采摘圣果，每年可得枚左右。
“菩提”是觉悟的象征，是觉、智、知、道的意思。释迦牟尼佛于菩提树下证得无上正觉，菩提树又称觉树、道树、道场树、思维树、佛树。
浮躁的尘世，有太多的压抑、太多的矛盾、太多的无奈，人们需要身体的强健，更需要心灵的安宁。只有“远离颠倒梦想”，才有希望“能除一切苦”“度一切苦厄”。仰望菩提树，参悟佛陀悟道的历程，倾听枝叶间微风吹过的声音，人世间的烦扰、荣辱、成败、得失，便都随风飘散。
菩提树皮治劳伤失力初起，久咳。菩提树根祛风除湿，淸热解毒。用于风湿痹痛。菩提叶含有生物类黄酮，具有安神镇静，改善睡眠的效果。好动不宁、夜啼不安的孩童，临睡前可以让他喝一杯菩提叶茶。菩提树在夏天开的米黄色小花，能发汗、镇痉、解热、舒郁、降脂。
植物学家鉴定，沙沟镇大士禅林的这棵菩提树，真正的学名是“无患子”。由于气候、土壤等原因，真正的菩提树根本不可能在长江流域生长。
但是无患子的种子倒是真正的佛教文化中的菩提子。用菩提子制成的佛珠为佛门圣物。结下菩提子的树，自然也可以称做菩提树。无可争辩，无患子与佛有缘，也是佛的化身。
无患子果实蕴含天然净菌素，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天然洗护珍果，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无患子洗发可去头风明目，洗面可增白去斑。”
“菩提本无树”。是不是真正的菩提树并不重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选用与佛树接近、具有佛教文化意义的树种，如无患子、银杏树、椴树、暴马丁香（“西海菩提树”）等，来代替菩提树奉养，是古代僧人的大智慧。
定慈寺曾有一棵古槐树。
兴化“十三大丛林”之一的定慈寺始建于盛唐玄宗开元年间（-），寺内原有“槐阴丈室”，室前有古槐一株，清·李福祚（道光拔贡、国子监肄业后任文牍佐吏，参编《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著有学庵三述及诗文集，《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人物志·儒林》有传）《昭阳述旧编》记载：“定慈寺古槐在佛殿东侧，偃蹇横斜，似老人偻伛欲仆状……腹空坼裂，根露出土上，玲珑万窍如怪石然，正干已枯，旁支有二，一指东南，一指西南，绿叶新鲜可爱，观其起伏夭矫，悴而复荣，殆千百年物也。”
清初兴化诗人李恢有诗咏之：
“定慈唐寺邑西街，
中有亡隋一古槐。
历尽荣枯不知数，
春风枝上鸟喈喈。”
诗人认为古槐植自隋代，比古寺还要早百余年。李恢和李鱓是同辈人，《兴化李氏族谱》记载：“（李国宋）子恢，字少葛，一字约社，性豪迈，善书能诗，澹于荣进，以庠生终，著《约社诗集》……恢直抒胸臆，不傍昔贤门户，天地之情，事物之变，悉以诗达之，与其父异曲同工焉。”
槐树一身都是宝，皮、枝叶、花蕾、花及种子均可入药。
槐叶清肝泻火，凉血解毒，燥湿杀虫。
槐枝散瘀止血，清热燥湿，祛风杀虫，《唐本草》载有槐枝酒，并说“嫩蘖枝炮熨，止蝎毒。”《唐本草》即《新修本草》，是苏敬等23人奉敕撰于唐高宗显庆四年（）的中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槐根散瘀消肿，杀虫，主痔疮、喉痹、蛔虫病。
槐角（果实）凉血止血，清肝明目，主痔疮出血、肠风下血、血痢、崩漏、血淋、血热吐衄、肝热目赤、头晕目眩。
作为桑、槐、楮、榆、柳五耳之一的槐耳，《唐本草》说“主五痔，心痛，女人阴中疮痛。”现代制剂槐耳冲剂用于原发性肝癌、慢性乙型肝炎。
槐花可食用，用于制作槐菊茶、大黄槐花蜜饮、马齿苋槐花粥、地榆槐花蜜饮、两地槐花粥和槐花清蒸鱼。还可做成槐花饭、槐花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煎饼、槐花炒鸡蛋、槐花粥。槐花入药具有清肝火、坚肾水、降血压的功效，治颈淋巴结核、银屑病、暑疖尤妙。清代兴化医派的代表人物赵海仙所著《国医药物学》，在“花木门寒部·槐角子”中，认为：“花与实同功，又主心痛目赤，热毒疔肿，赤白下痢，小儿惊痫，虽所治各有所长，而功用要归于除风去湿，可有大同小异也。”是经验之谈。
兴化王氏中医世家传人王少华先生著有《三槐堂百年医话》，我想先生对古槐一定怀有别样的情愫吧。
护国寺曾有一棵古皂荚树。
千年古镇戴南，镇中心有一条东西向长约米的老街“护国街”。它得名于街上一座至今已有多年历史的古刹“敕封护国寺”。这是兴化境内保存最为完好、最为古老的一座乡镇佛教庙宇。
敕封护国寺始建于唐。相传，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征东，突遭高丽大将盖苏文袭击，太宗坐骑受惊迷途，后辗转迁延千里，藏匿于海滨荒村七星庄（即戴家泽，现戴南镇）一破败小庙中，才得以保住性命。贞观二十年（）春，李世民敕令尉迟敬德于七星庄原破败小庙处监建禅寺，并亲笔题“护国寺”，以旌表“护佑大唐国”之功。该寺原弥勒韦驮神龛上方木匾镌有“上刹建自大唐”等字样。寺内的宋、元石础门墩，鸟兽图案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天王殿前还有一块唐王跪过的拜石，膝窝深深，虽经千年岁月风尘的洗礼，仍以醒目的跪痕，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那段英雄末路、铁马金戈的历史。
北宋天圣年间，护国寺扩建时，天王殿东侧一棵皂荚树占据了地盘，为保护这棵唐代参天古皂荚树，庙内僧人及当地群众，没有轻易砍树建殿，而是将殿宇西移2米多，形成山门殿、天王殿及大雄宝殿不在同一条中轴线上的佛教寺庙建筑布局上的独特现象。
皂荚树的荚果、种子、枝刺等均可入药。味辛、苦，涩，入手太阴肺经。祛风痰，除湿毒，杀虫。降逆气而开壅塞，收痰涎而涤垢浊，善止喘咳，最通关窍。治中风口眼歪斜，头风头痛，咳嗽痰喘，肠风便血，下痢噤口，痈肿便毒，疮癣疥癞。《金匮》皂荚丸：皂荚六两，去皮，酥炙，蜜丸梧子大，枣膏和汤服三丸，日夜四服。治咳逆上气，时时唾浊，但坐不得眠。以肺胃逆升，浊气郁塞，涎沫胶黏，下无泄路，故时时上唾。身卧则气道愈阻，弥增壅闷，故但坐不得眠。皂荚开闭塞而洗痰涎，通气道而降冲逆也。皂荚辛烈开冲，通关透窍，搜罗痰涎，洗荡瘀浊，化其粘联。胶热之性，失其根据，攀附之援，脏腑莫容，自然外去，虽吐败浊，实非涌吐之物也。其诸主治，开口噤，通喉痹，吐老痰，消恶疮，熏久痢脱肛，平妇人吹乳，皆其通关行滞之效也。
简而言之：皂荚辛，性乃温，痰阻胸，用之神，治咳喘，疗突昏。
皂荚果可代肥皂用以洗涤丝毛织物，过去人们用其洗头发，可使头发乌黑发亮。当年兴化盐民在制盐时，采用“刺土成盐法”，包括刮咸、淋卤、验卤、煮盐等工序。在食盐将成未成时，投入数枚皂角，为关键技术。
医学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当我们把视线从远方收回，蓦然发现，医学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培植一方医学。
兴化医人传承和发扬了祖国医学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兴化医学。
继往开来的兴化医学，如树木，根深叶茂，亘古长青；如江河，源远流长，奔腾不息。
注：
[1]震华.兴化佛教通志[M].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5：.
[2]清·任大椿.过茅山碑记[M]//刘春龙主编.美哉兴化.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3：40.
[3]朱杰，石育才，樊志红.雅韵怡情和乐平心：中医音乐治疗基础理论建构[J].中国临床康复，（23）：-.
[4]英·弗雷泽.金枝·第四章·巫术与宗教.新世纪出版社，.9：49.
[5]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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